[摘要] 王儒林说,在调研中我们也了解到太原市从2003年就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基本徘徊不前。十一年来只完成3个村整村改造，仅占应改造总数的1.7%，到现在还有170个“城中村”。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为什么在“城中村”停留那么长时间？就是要深入了解情况，有许多事光听干部们说不行，必须较真，要核对核对，包括看看账。这两个“城中村”，其中一个只有588户，年收入710.6万元，支出1968.2万元。一个村只有500多户，一年收入和支出差1200多万。
我问村干部，村里干部加上工勤人员一共有多少人。他开始说七八十人，经过我们具体地问，他又说一百来人，实际仅账面上就有278人。我当时说，这个数还要认真核实，到底有多少人，是不是这么多人，这里面有没有吃空饷的？有多少吃空饷的？还有什么情况？都要查清。就按这278人，去年账面上的支出就是307.3万，一个500多户的村养这么多人，其中打扫卫生的就有79人。另一个村，打扫卫生的清扫人员是135人，去年工资加上垃圾清运费高达160.02万，这么多打扫卫生的人，花了这么多钱，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垃圾无人清理，要倒查，而且不能搞下不为例，要追究领导责任。
在这个只有500多户的村，一年支出近2000万元，我问村里有没有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村支书回答有哇，我说去看看。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个村务公开栏就立在村部楼前，但是公开栏上边已经被广告、宣传画覆盖了，撕开之后看到是几个月前公开的内容，有的是2010年的，而且公开栏里几乎一半左右是空白栏目，根本就没有内容，公开制度形同虚设。村里一年的收支相差1200多万，超支补差用的是征地补偿款，一年就贴进去1200多万，现在账上还有2792.2万，再有两年就全进去了。
用完以后怎么办？难以为继了。我们到老百姓家里一了解，对现状不满，对干部意见也挺大。这就是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真实情况。应该说，“城中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二元地域空间，村民成了被城区包围的“失地农民”。我们推进城镇化不能“只占地，不管人”。这里涉及诸多问题，包括涉及干部作风问题，可能还会涉及腐败问题。对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反响强烈，我们不能“躲猫猫”，更不能掩盖。太原市委、市政府要尽快研究解决，我也对省纪委主要领导说，省纪委也要关注这件事情，需要介入时要及时介入，要给省委一个交待，要给全市全省人民一个交待。
太原市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措施，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可以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难点工程，更是一个民生工程，我们不能让省会城市1/3左右的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这样脏、乱、差的环境里。随后，在杏花岭区公安分局三桥派出所，王儒林要求公安机关要加大社会治理，特别是打黑除恶的力度。要把打黑除恶和反腐败工作结合起来的，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除恶务尽、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
他要求太原市委立即组成工作组，进村调查情况，解决问题。
调研中，王儒林召开市县和市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听取了太原市委的工作汇报。
王儒林在讲话中要求，太原要六个方面在全省发挥表率作用，其中条就是要在惩治腐败、狠刹“四风”方面发挥表率作用。
王儒林说，太原先后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市公安局局长出问题，还有多名干部和企业主被调查，根本原因是没有从严治党、没有从严治吏。
王儒林强调，太原市委和各级党组织要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城中村这个具体的实际问题，深刻反思这个问题，要从城中村问题入手，倒查为官不为，治吏不严甚至违法违纪问题。
王儒林强调，必须落实好两个责任，尽快形成三个高压态势即形成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狠刹“四风”的高压态势、形成打黑除恶的高压态势。
太原要在全省发挥的第二个表率作用，则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形成长效机制。
王儒林称，要高压反腐为治本赢得时间，并从标本兼治等层面布局，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王儒林还要求太原市要在城市规划、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六大发展、富民强省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
王儒林9月1日到任山西后，调研首站选择了吕梁地区。当时吕梁已成山西官员落马“重灾区”，曾经的两任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先后被查，多名企业主涉案被带走调查。王儒林调研前，有人曾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站不去吕梁。但王儒林经过认真考虑，站还是选择了吕梁。
此次调研的省会太原，也是山西官员落马的另一个“重灾区”。此前，三任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申维辰和陈川平，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苏浩、李亚力和柳遂记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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