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从上世纪末银行推出个人按揭贷款后，本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第一波贷款买房的热潮，而如今首批“房奴”因为贷款即将到期而备受关注。
自从上世纪末银行推出个人按揭贷款后，本世纪初中国迎来了波贷款买房的热潮，而如今首批“房奴”因为贷款即将到期而备受关注。
近日，记者采访了首批房奴后了解到，他们的笔贷款大多已提前还清，部分房奴甚至又购买了第二、第三套房，作为投资用。
有人说,首批房奴很幸福,房价大涨,资产已增值数倍。但也有人说,首批房奴的幸运难以复制,房奴的黄金时代早已经结束。
“当时的开发商‘太好了’”
德加公寓位于杭州城西，内有一幢幢红白相间的多层小楼，间以片片青绿草木，显得格外美丽。
1999年底，张明星以2600多元/平方米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房子；十余年过去了，如今这里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两万多元，几乎翻了10倍。
张明星感慨，当时的开发商“太好了”，两个把一切手续办好，“首付一成，求着人买，因为没有人买。买房后一个星期就给了三证，还送到了我办公室。”
张明星这一批在世纪之交时买房的人，被称为首批房奴。他们贷款期限多为10-15年，按正常还款节奏推算，如今正处于集中清贷期。
实际上，首批房奴购房时，房价值很低，物价也不高，购房后又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致收入倍增，因此他们很快便从压力中解脱，还有很多人提前还贷。如张明星早在2002年就提前还贷，此后又多次购置房产，作为投资用。
从“房奴”到“房产投资客”，这是一个颇为励志的故事。人们对首批房奴的聚焦多少有些羡慕和嫉妒。
但在现在这个房价和物价高企的时代，面临巨大压力的新房奴，要像首批房奴一样早早翻身，颇为困难。
尽管在此前就零零散散出现了个人按揭买房，但人们多把世纪之交时的个人按揭购房者，称为中国的首批房奴。
199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自此，在中国实行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终结。《通知》出台后，吕文东所在的北京某研究所还有100多套房源，于是进行了最后一拨福利分房。吕文东排在200多号，没有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次年不得不在商品房市场上买了房。
此时，买商品房的人已逐渐多了起来。大部分人买房为自住，尚意识不到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否则借钱也要买好几套了”。
在银行工作的卓女士说，当时年轻人已能接受按揭买房的方式，银行并不需要营销推介，倒是媒体会做些宣传报道，尤其常提到“中国老太和美国老太”的故事。
张明芳也记得，那故事传播很广：一个美国老太临死时说，终于还完了房贷；一个中国老太临死时说，终于买下了一套房子。这个故事“鼓动了很多人买房，我们也可以先消费再付款”。
1999年在杭州买房的张明星则称，自己起初并不知道可以按揭买房，被朋友怂恿买房时听说这一政策还有些不相信。
他说，当时福利分房终结后，有很多人抱怨，认为“70后”一代被改革抛弃了。也因此，他当时买房是偷偷摸摸的，“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才自己买房”。
吕文东倒没有太多失落感，“都这样，不服气、叹气也没有办法”。而张明芳单位是企业编制，她从没奢望单位会给她分房。
1999年时，商品房市场还不怎么发达，像杭州，商品房都集中在城西，未像现在一样四处开花。
张明星骑自行车去看房时，看到城西“都是村级道路，到处是工地，自行车都没地方停放”。而楼盘也只有寥寥六七个可看，“当时没有品牌概念，只讲实惠，连地段都不讲，就这几个楼盘。”
张明星选中了德加公寓的一套房子，71.2平方米，总价18万多元。首付一成，他没有“啃老”，全是向朋友借来，“那时人还比较单纯，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好借”。
买房后张明星才告诉父亲，父亲反应是问他有没有做非法的事情。
他的父母更不知道按揭买房这种新鲜方式，在他们眼里，年纪轻轻自己就能买得起房子，那非得是突然得了一笔横财。
和张明星首付全靠自己借来不一样，张明芳和吕文东买房时都“啃老”了。
张明芳买了一套近80平方米的房子，位处北京三环内，总价36万元，首付两成，7万多元，都是父母给的。实际上张明芳也有钱，只是投在了股市里。
吕文东“啃老”啃得厉害些，他房子总价14万元，公积金贷款只批下来5万元，其余9万元全自筹。他自己存款不到1万元，其余8万元，一部分是向同事朋友借来的，另外一大部分是父母的积蓄和他们出面借的钱。
彼时的购房者，对如何贷款、如何还款也都还懵懵懂懂。
吕文东说，那时不知道还有多种还款方式可选，只是在单位房产科的张罗下随大流，“大家凑一拨，房产科说银行有空，就一起去办了。”到了银行也是全部听指挥，“条文都不看，按银行要求填这个表填那个表。”
张明芳当时签协议时，银行还派了一个律师来见证，且要她承担律师费。张明芳并未在意，“觉得能贷款给你就不错了”。
各人的房价收入比各不同。吕文东和张明星当时工资拿到手均为800多元，而房价一个是1400多元，一个是2600多元，分别为工资的近2倍和3倍多。张明芳当时是高薪阶层，月工资4000多元，和其所买房屋单价差不多。
吕文东和张明星分别贷了10年和15年，张明芳则贷了25年，这么长的期限在当时颇为少见。张明芳说，当时只想月供，贷25年的月供正好和自己的租房价格差不多，再说，“谁能一下子借你这么多钱啊，能贷就贷”。
吕文东从2000年1月开始还月供，每月560元。他和妻子月工资加起来有一千五六百元，对付月供问题不大。他的压力在于，因自筹9万元欠下的大笔债务。
吕文东尽量节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省钱坐车的事。
他买的房子距单位有10公里，而公交车经常不准时。为了不迟到，经常乘坐私人运营的中巴。但中巴价格比公交车贵一倍，要1元，且常随意涨价。
一次，他坐中巴去上班。开出几百米后，售票员说天气不好要补胎，票价2元。吕文东不干了，他说，“那时我是穷人，1元钱真当回事。”吕文东下了车，又走回候车点，等到下一辆中巴来，确认票价是1元后才上了车。
不仅节流，吕文东还努力开源。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想方设法地找一些私活做，“忙得孩子都没空管。”吕文东说，那时是一门心思“想早点还上，压力挺大的”。
而对于还未结婚的张明星来说，月供的压力更大，“月供78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都贡献给银行了。”
彼时虽对月供占收入比有限制，但很多购房者为买房都会虚开收入证明，从而导致月供压力巨大。
张明星说，他多次还月供，银行来催时，“心里很紧张”。和吕文东相似，除工作外，他也努力接一些私活，赚些外快，“那段时间不敢谈恋爱，连在外面吃大餐都很少。”
虽然起初压力很大，但购房后不过三四年，吕文东和张明星就迅速从压力下解脱。
2002年年中，张明星就提前还清了贷款，此时距他买房不过三年左右。这得益于他换了一份工作。
他在前一年跳槽，工资一下子涨到了5000多元，加上他此前在另外一个单位做私活攒下的钱，一下子摆脱了房奴的身份。
而对吕文东来说，买房带来的压力“2003年后就不当回事了”。
2003年时，他的工资已涨到2000多元。此外，他还有两笔意外之财，单位断断续续发下来房补，他出国又享受了一年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每月一万二三千元。
这些收入不仅让吕文东将外债还清，还余留了十几万元。但他没有选择提前还款，直到2009年年底按时还完。
到2007年，吕文东手头有了钱，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次他首付七成，贷款只贷了10万元，月供1000元左右。吕文东觉得轻松得很，“吃顿饭都要1000多元”。
张明星则早在2005年，就又买了一套房子。那时，他的理想是拥有4套房子，“那样我就可以大摇大摆，都不用工作了。”
如今张明星也确有4套房子，除了前面2套，在妻子杭州农村的老家造了一所大房子，去年又在他老家金华买了一套房子，计划给父母养老。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2008年楼市调控骤紧，“肯定会再买几套房。”
张明芳没有再购置房产，而是一直在股市里打拼，因当时行情好。但她2000年买下的房子，现已到每平方米两万多元，几乎是购买时的5倍。
很多人认为，比起首批房奴，现在的房奴压力更大，用张明芳的话来说，“更可怜”。
在银行工作的卓女士说，现在的房价收入比，比首批房奴那个年代要大，且物价也远高于从前。
张明星说，现在按揭买房各方面配套没有以前宽松，又有限购令等层层加码，给房奴增加了很多压力。
张明芳还补充了一个原因：首批房奴那拨人，还赶上了股市好的时候。“住在杭州网”首席评论员丁建刚则认为，没法这样比较，首批房奴那时都算是精英阶层，而现在房奴比例大大提高，一些精英人士压力比首批房奴小，但工薪阶层压力会大过首批房奴。但一个共识是，首批房奴赶上了收入快速增长的时代，因此得以迅速消解掉压力。
丁建刚认为，首批房奴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收入也相应快速提升，但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逐步放缓，新房奴“未必能碰上那样好的机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吕文东、张明芳为化名。）
虽然个人从银行按揭贷款买房是上个世纪末的事，虽然本世纪初中国迎来了波贷款买房的热潮，自此，很多人为了买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是现在被称为“首批房奴”的他们当时买房时，国内还没有“房奴”一说。
据了解，“房奴”的说法在国内产生并流行是在2006年。当时房价大涨，就在这一年，一组关注“房贷族”的艺术作品《包袱》进入了人们视线。画面中的男子面色憔悴，黑色公文包挂在胸前，他在商务中心区与许多人一样行色匆匆。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房屋模型，始终佝偻前行。
于是，“房奴”这个名词应运而生，出现在大众视野。房奴，顾名思义，就是指背负着银行贷款，成为房子的“奴隶”。房奴一词也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它指的是这样一群人：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在生命黄金时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购房影响到自己教育支出、医药费支出和赡养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奴役般的压抑。后来凡是背负贷款买房的人一般都被归入“房奴”之列。
“但我们那时候买房，还没有房奴一说。”南京市民陈小姐称，自己在2002年买的房，那时候只知道挣钱还贷款，现在想想，房奴一词还真贴切，“自己成了为银行、为房子打工的了。”
首批房奴的主力——合资企业员工、生意人
记者24日在南京找到了在建行中央路支行为首批房奴发放房贷的银行工作人员丁经理。丁经理回忆称，当时首批房奴其实并不像“房奴”本身这个词所描绘的这样不堪，他们中以合资企业员工、生意人为主力，是当时收入较高的一些人。“那时候贷款期限和现在差不多，最长可以贷到退休。但那时候贷款利率要比现在高。”丁经理称，上世纪90年代时，南京的房价还很低，一般在每平方米1000元至2000元之间，所以大家贷款金额一般都在10万元左右，如果能碰到个贷款20万元的，就算是“大户”了。“那时候很多人等着分房，或者货币化分房，很少有人想到要自己去贷款买房的。真正贷款买房的就是那些不分房，但是又没房，而且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丁经理介绍，那时候还没有炒房的概念，大家有了钱就提前还贷。
“因为首批房奴基本上都是收入比较高的群体，并不像现在房奴以工薪族为主，所以很多人都会不停地提前还贷。”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称，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大家贷款的额度并不高，即使不靠自己的积蓄提前还贷，靠夫妻俩单位的公积金每年提取用于提前还贷，也用不了几年，所以很快就还完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首批房奴不仅基本上都已还清了首笔房贷，而且随着孩子出生、小孩上学等需要，好多人在还清首笔房贷后又纷纷再贷款，购买改善型住房。“次贷款买房的时候，我们收入也很低，那时候只考虑自己能买得起，要房价便宜。我们次买房在南京城东南买的，当时房价才每平方米3000多元。”市民鲍小姐称，因为那个房子附近并没有好点的小学，随着孩子长大，她必须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因此，在首套房买了6年之后，她又再次贷款在河西购买了一套。
也有很多首批房奴，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再次贷款购买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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